標題

檢控守則

引言

《檢控守則》是一套聲明和指令,指引檢控人員執行檢控工作,並同時旨在令其他人對檢控人員處理檢控的取向做法及所考慮的因素有更透徹的認識。檢控人員應視之為指引,使用時還要顧及個別事宜或案件所涉及的問題和情況。“公正執行公義之法,維護公正法治精神”,十分重要,《檢控守則》通篇內容皆奉此為圭臬。

檢控的首要考慮因素在於是否有利大眾。檢控工作是否執行妥當,刑事司法重責是否推展得宜,令罪有應得的人治罪,還無辜者清白,都是與公眾切身利益攸關。檢控人員代表社會肩負重大職責,確保時刻以同等的尺度,不偏不倚地秉行公義。公眾期望檢控人員以專業精神和純熟技巧履行職責,並堅守誠信,遵循明確而清晰的檢控政策指引行事。

對個人或實體提出檢控與否,向來都是重要決定。檢控人員在作出決定前,必須全面評估證據及情況,尤其須要回答兩條問題。首先,提出或繼續進行法律程序,證據是否充分?第二,假使證據充分,提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檢控人員必須時刻按公眾利益行事,審慎和公正執法,同時以公眾利益考慮為依歸或主導。檢控人員在個別案件中決定公眾利益何在時,必須考慮在該情況下如何秉行公義,並須審視所有因素。這固然會因案情而異,但一般而言,所干犯的罪行愈嚴重,便愈有必要為公眾利益而提出檢控。

編訂《檢控守則》的目的,除了為檢控人員提供行為守則,確保他們在刑事檢控程序各階段所作的決定都是公平、公正和一致外,也希望藉此使社會人士明瞭刑事檢控制度如何運作。公開、負責,以及堅守原則、獨立自主的專業態度,都是檢控人員秉行公義的主要目標。

律政司致力確保司法制度公開公正,力求為市民提供持平和具透明度的檢控服務。公眾有權知道,檢控人員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是依據以原則為基礎的準則作為指引,也有權親自瞭解這些是什麼準則。

檢控人員的責任,是以最高的專業標準處理刑事案件。檢控人員待人須坦誠正直,也應體恤和體會罪行受害者和證人的景況。被起訴的人有權受到尊重和公平對待,故即使是罪行的疑犯或被告的利益,檢控人員亦必須一絲不苟地予以維護。檢控人員公正,審訊始能公平。

《檢控守則》旨在:

  1. 促進檢控工作貫徹一致,杜絕不同案件出現不必要的不當差異;
  2. 提倡規律有序,避免墨守成規;
  3. 利便在恪守原則之餘又能靈活地行使酌情權;
  4. 確保有效持平地履行檢控責任;
  5. 令社會人士及被告有信心,確信每宗案件都會按理據,以理智和客觀態度作出檢控決定;
  6. 為檢控人員提供參考基準和指引;
  7. 協助培訓檢控人員;
  8. 確保檢控人員為檢控決定承擔責任;
  9. 加深各機關之間瞭解,令合作更協調暢順;
  10. 讓市民知悉現行程序和應用標準;
  11. 向國際社會展示香港的應用標準和原則。

1990年,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有關準則為香港的檢控人員提供指引,全文載於附錄I。

《檢控人員專業責任守則和主要職責及權利的聲明》在1999年獲國際檢察官聯合會通過,並在2008年獲第十七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員會通過成為決議。該份文件為香港的檢控人員提供指引,全文載於附錄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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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控人員的獨立性

概論

1.1   檢控人員行事須以廣大公眾的利益為依歸,但作為“秉行公義者”則獨立自主。在作出決定和行使酌情權時,檢控人員必須根據法律、可接納的證據所證明的事實、控方已知的其他相關資料,以及任何適用的政策或指引,公正理智地行事。

1.2   檢控人員不得受下列因素影響︰

  1. 任何涉及調查、政治、傳媒、社羣或個人的利益或陳述;
  2. 檢控人員對罪行、疑犯、被告或罪行受害者的個人感受或看法;
  3. 作出的決定對處理案件的人在個人或專業方面可能造成的影響;
  4. 對政府、任何政黨、任何團體或個人在政治上可能帶來的影響;
  5. 傳媒或公眾對有關決定的可能反應;
  6. 疑犯、被告或任何其他涉案或相關人士的種族、宗教、性別、人種或國籍、膚色、語言、政見或其他主張、社會階級、社會或政治連繫、公職地位或其他社會地位、合法活動、信念、財產、健康狀況、殘疾,或任何其他個人特性(即使或需基於其他原因而顧及這些考慮因素)。

律政司

1.3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訂明,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這項獨立性受憲法保障,可確保律政司的檢控人員獨立行事,不受政治或其他不當或不必要的壓力左右。

律政司司長

1.4   律政司司長是律政司的首長。上訴法庭在有關C (破產人)的事宜 [2006] 4 HKC 582一案第590頁指出:

“律政司司長能作出獨立檢控,是法治的關鍵……‘是否向巿民提出檢控或停止檢控,應由檢控機關根據每宗案件的理據而決定,不受政治或任何壓力所影響。’[Robert Finlay爵士,1903年]……這些陳述……反映了香港司法管轄區所接受並應用的基本原則,而這原則得以繼續應用,是受《基本法》保障,這亦是《基本法》的整個主旨(特別是第六十三條)。”

1.5   律政司司長負責施行刑事法、制定檢控政策,以及監督刑事檢控專員及律政司刑事檢控科的檢控人員。司長授予檢控人員各項權力,並為檢控人員的決定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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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刑事檢控專員

2.1   刑事檢控專員是律政司刑事檢控科的首長,負責刑事檢控科的運作。

2.2   專員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案件提出檢控,並處理檢控工作。專員就下述職務向律政司司長負責:

  1. 指導刑事檢控工作;
  2. 就刑事法相關事宜向司長提供意見,但司長授權專員自行決定的具體事宜除外;
  3. 就一般檢控事宜或可能導致提出檢控的個別調查,向執法機關提供法律指引;
  4. 制定和推展刑事檢控政策;
  5. 就刑事法的發展、執行與實施,向政府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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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控人員的角色及職務

角色及職能

3.1   檢控人員必須遵行和提倡法治。檢控人員代表社會,行事不偏不倚,負責“秉行公義”。為此,檢控人員必須公正客觀地協助法庭找出真相,於社會與被控告之間,依法秉公行義。

3.2   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Rand在Boucher 訴 女皇 [1955] SCR 16 一案第23及24頁指出:

“必須強調一點,就是刑事檢控的目的,並非為求取定罪,而是要將控方認為與所指稱罪行相關的可信證據,向陪審團展示。檢察官有責任確保展示有關事實的全部所得法律證據:展示證據須鍥而不捨,在合法情況下據理力爭,但也須公正持平。檢控人員不可存有任何勝敗之心;其職能純粹是為公眾服務,在所有公職人員當中,他承擔的個人責任,無人能及。檢控人員應本著司法程序固有的威信、尊嚴和公義感,有效地履行其職責。"

3.3   檢控人員在對辯和對抗式訴訟制度下履行職務。檢控人員擔當訟辯職責時,必須自持克制;但就某爭議點申述控方立場時、驗證被告代表所持的立場或所提出的證據時,以及在有需要就此作出抨擊時,則可保持堅定立場,謙恭有禮地進行訟辯。

3.4   檢控人員的職責,屬於刑事司法過程的主要一環。刑事司法過程包括調查、檢控、辯護、審裁及懲處。他們在此過程中所負責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必須具專業水準和達到可合理取得的最高水準。檢控人員在刑事司法過程中應恰如其分堅守崗位,不應試圖僭越本分。

3.5   在訴訟過程中,檢控人員必須公正地做到下述各點︰

  1. 尋求把相關和可信的證據以完整無缺及清晰易明的方式提上法庭;
  2. 提出準確和完整的法律論點,使有關論點可適當引用於事實上,以協助法庭審理案件;
  3. 使用的言語或行為,不應令法庭對被告及辯方證人產生憤怒情緒或偏見,也不應尋求以諷刺或其他方式揶揄被告或辯方案情理據;
  4. 不應發表任何個人意見,尤其是有關證據是否可信或被告是否有罪的意見;
  5. 檢控人員如合理地認為案件明顯沒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便須請求法庭停止法律程序。

3.6   檢控人員如無合理理由相信所主張的事實或法律論點有證據份量或可合理地有助法庭達成裁決,則不得以此爭辯。向證人(包括被告)指出的資料,必須有合理理由認為是準確和可靠,而且使用有關資料屬情況所需。

3.7   除非檢控人員有合理理由相信可從檢控人員已獲得的材料中取得支持其案件的某方面證據,否則不得引導法庭或辯方相信控方持有這方面的證據。

3.8   檢控人員必須時刻協助法庭避免犯上可導致上訴的錯誤,並須在審訊過程或判刑程序中,致力糾正在法律或事實方面明顯可見的錯誤。

公平

3.9   檢控人員應及早在開審前備妥及整編控方所獲得的全部相關證據。作為一般規則,控方在陳述案件理據時,應提供所有證據。控方應告知法庭及辯方可能適用的案例、告誡及指示,即使如此對控方不利亦然。

3.10   控方必須在所得的相關材料中,識別任何可能不可接納為證據的材料(原因包括該等材料看來是非法或不當地取得)。控方可拒絕援引該等材料,並履行披露責任,告知辯方該等未經採用的材料。如控方決定提出該等材料作為證據,必須通知辯方。如辯方反對該等材料被接納為證據,則可由法庭裁決。

3.11   檢控人員還要肩負社會責任,秉持公正,在合理情況下盡可能以有效快捷的方式執行檢控責任。

人權

3.12   檢控人員履行的職責,可對疑犯、被告、受害人、證人和其他公眾人士的人權帶來重大影響。在進行刑事法律程序時,檢控人員有責任注意這些權利及其來源,並按情況而定予以尊重或確保這些權利可得以行使。

3.13   《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訂明香港居民及其他人的基本權利。在進行刑事法律程序時,可能會涉及當中多項權利而須納入考慮。檢控人員必須明白這些文書對其工作的影響,並時刻遵行這些文書的規定。

3.14   《基本法》第八條訂明保留香港原有法律,包括普通法。《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人權法案》是實施上述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的主要文書。

3.15   檢控人員必須格外注意被告在檢控過程中所享有的相關權利,包括《基本法》第二十五、三十五和八十七條(《人權法案》第十和十一條)所保證的權利,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秘密法律諮詢的權利、假定無罪的權利,以及盡早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

3.16   在決定應否提出檢控或繼續檢控案件時,必須考慮被告和訴訟各方的權利。檢控人員必須清楚《基本法》所確認的下列權利:言論自由(《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人權法案》第十六(二) 條);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基本法》第二十八條;《人權法案》第五條);住宅不受侵犯(《基本法》第二十九條;《人權法案》第十四條);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基本法》第三十條;《人權法案》第十四條) ;遷徙往來自由(《基本法》第三十一條;《人權法案》第八條);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基本法》第三十二條;《人權法案》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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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查與檢控工作

4.1   調查人員搜集證據及其他材料,檢控人員則以此為依據。調查人員絕非檢控人員的“當事人”,也不向檢控人員作出“指示”。然而,檢控人員與調查人員當然亦會就案件保持溝通進行商討及考慮對方的意見。

4.2   儘管調查及檢控雙方各有獨立明確的職能,且由具備不同技能及資源的專職人員負責執行,但仍應繼續鼓勵及促進調查人員與檢控人員之間建立緊密合作關係。

由調查人員提供協助及向調查人員作出指引

4.3   檢控人員可要求作進一步調查,但不可掌管或指導調查工作。調查人員可向檢控人員尋求法律、控罪及證據方面的指引,這包括下列事宜:

  1. 可提出及恰當的控罪;
  2. 證據是否足以提出檢控;
  3. 證據是否可獲法庭接納;
  4. 現行的相關法律;
  5. 恰當的審訊法庭;
  6. 披露材料;
  7. 提出上訴或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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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控決定

5.1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15(1)條述明︰

“律政司司長在任何案件中如認為為了社會公正而不需要其參與,則並非一定需要檢控任何被控人。”

5.2   該條文所指的酌情權同樣適用於刑事檢控專員,以及獲授權而代表律政司司長行事的檢控人員。

5.3   該條文的作用,是認同在普通法下一般公認及行之已久的國際慣例-檢控決定包括兩個必要部分。第一,所得的可接納證據充分支持提出或繼續進行法律程序。第二,基於一般公眾利益,必須進行檢控。

證據是否充分

5.4   控方必須在法律上有充分證據支持檢控,即是這些可接納和可靠的證據,連同可從這些證據作出的任何合理推論,相當可能會證明有關罪行。

5.5   驗證標準是:根據這些證據,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要符合這項驗證標準,檢控人員必須先行對下列事宜作出判斷:

  1. 所獲得的證據;
  2. 對這些證據是否可接納及/或是否可靠的任何可能質疑;
  3. 證人是否可出庭作供、證人的作證資格、證人證供的可信程度,以及法庭可能對證人作出的評估;
  4. 任何可合理預期的相反證據;
  5. 辯方可能提出的辯護;
  6. 合理的事實審裁者在妥為獲悉有關法律後,按照案件所有證據及論點會如何作出處理。

5.6   檢控人員在證人方面需要考慮以下事項︰證人的記憶是否可靠、是否有誇大其詞的指控、與被告有沒有聯繫(有利或不利聯繫)、是否有隱瞞部分事實的動機、證人能否出庭作供、證人的心理或其他個人特性(包括證人是兒童或無行為能力的人)、證人是否易受辯方攻擊。

5.7   案件不符合這項驗證標準卻繼續進行檢控,便不合乎公眾利益。必須負責任地將檢控所需的資源只應用於公平而相當可能有效的法律程序。

公眾利益

5.8   即使符合第一部分的檢控驗證標準,檢控人員還須考慮第二部分有關公眾利益的規定。

5.9   進行這項評估需要考慮的因素,不可能全部盡列,但當中包括:

  1. 罪行的性質及情況,包括任何導致加重刑罰或減輕罪責的情況;
  2. 罪行的嚴重程度:較嚴重的罪行,較大可能會基於公眾利益而進行檢控,這些較嚴重的罪行包括令受害者遭受重大傷害或損失的罪行,或涉及多名受害者的罪行;
  3. 檢控對香港執法工作優先次序的影響;
  4. 檢控有否任何延誤及其因由;
  5. 觸犯的罪行是否輕微、屬技術性質、過時或含糊不清;
  6. 疑犯的刑事罪責程度;
  7. 涉及其他疑犯共同犯案;
  8. 疑犯有否與執法機關合作或表現悔意:如疑犯作出承認、表現悔意、已補償受害者及/或在檢控他人的程序中與當局合作,則不檢控疑犯也可符合公眾利益;
  9. 疑犯的任何犯罪紀錄;
  10. 疑犯、證人及/或受害者的態度、年齡、本質、身體或心理狀況;
  11. 案件可能的最終處置安排;
  12. 罪行是否普遍及檢控是否有阻嚇力;
  13. 會影響任何法律程序公正的特殊情況;
  14. 檢控以外的其他可行方法(例如警誡、警告或其他可接受的處理辦法)及這些方法的成效。

精神狀況

5.10   刑事司法制度具有保護社會及社會每一分子的作用。控方可能不時認為,宜對精神病患者起訴適用的罪名,主要目的是通過法庭行使其司法管轄權,作出有利於照顧和保護精神病患者及保護社會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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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意檢控

6.1   若干類別的案件在提出檢控前,律政司司長須預先給予同意。這項保障措施確保某些特別案件獲得適當程度的審視。因此,檢控人員應考慮法律有否規定須先取得同意。刑事檢控專員及高級檢控人員已獲授權,可就某些案件作出同意檢控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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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私人檢控

7.1   按照普通法,人人皆有權為公眾利益提出刑事檢控。

7.2   根據《裁判官條例》(第227章)第14條,申訴人或告發人可親自或由其法律代表進行檢控。

7.3   律政司司長有權介入私人檢控程序並接手進行檢控,成為當時法律程序中的一方,取代原來檢控一方。由私人檢控而展開的法律程序,律政司司長可繼續該等法律程序,也可拒絕簽署控罪書或公訴書,從而阻止該等法律程序繼續進行(見《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第74和75條,以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17條)。在決定是否介入私人檢控前,會先根據《檢控守則》決定往後的檢控行動。

7.4   決定是否接管私人檢控,有其考慮因素,其中包括以下各項︰

  1. 維護社會公義;
  2. 罪行的嚴重程度;
  3. 有利害關係一方的意見;
  4. 訴訟是否重複;
  5. 與律政司的決定是否一致;
  6. 是否有機會進行公平審訊。

律政司司長可同時考慮原來檢控一方的行為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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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檢控常規與程序

處理控罪

8.1   控方選擇控罪時,應致力於充分反映指稱罪行的刑責,方式為既能兼顧檢控效率亦能令法庭於社會與被告兩者之間秉公行義。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控罪的數目應盡量減少。如被告涉及多項性質相同的指稱罪行,便應考慮提出具代表性的控罪。在被告同意下,未審理的額外控罪於量刑時可一併考慮。

審訊法庭

8.2   有些罪行的審訊須在裁判法院進行,有些罪行的審訊則須在區域法院或原訟法庭循公訴程序進行,也有一些罪行兩者皆可。如純屬簡易程序罪行,可以與可公訴罪行一併審訊,唯其審訊不可在原訟法庭進行。

8.3   《基本法》第八十六條訂明:“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

8.4   在選定審訊法庭時,檢控人員應考慮以下各點:

  1. 法庭審理罪行時可判處的最高刑罰:裁判法院(一般為監禁2年)、區域法院(監禁7年),以及原訟法庭(訂明的最高刑罰);
  2. 整體案情;
  3. 指稱罪行的嚴重程度;
  4. 可能有爭議的事宜;
  5. 法律程序對公眾的重要性;
  6. 被告是否在社會上有地位、身負重任或處於受信崗位;
  7. 須予裁定的爭議事宜是否涉及社會的標準及/或價值觀;
  8. 任何加重或減輕刑罰的因素;
  9. 被告的背景紀錄。

在考慮上述各點後,檢控人員應從可供選擇的審訊法庭中,選出最合適審理有關事宜並能對涉案罪行的刑責判處足夠刑罰的相關法庭。如案件涉及有組織罪行,檢控人員應考慮加重刑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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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犯罪得益

9.1   檢控人員可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和《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405章)的條文申請限制令和沒收令。

9.2   針對犯罪得益而發出的限制令和沒收令,並非旨在向犯罪者施以附加懲罰,而是要防止犯罪者從其犯罪行為獲益,因此,這些命令不應視為附加於檢控程序或判刑的一個選擇,而應按每宗案件的理據主動予以考慮。這些命令旨在落實一項重要的公共政策,就是任何人均不得從嚴重罪行的得益或通過犯罪行為獲利。

9.3   在法律程序展開時,控方即須考慮合適的命令處理涉案財產,不論該等財產是用以犯罪或視為犯罪得益。控方通常會在刑事法律程序開始時申請限制令,以確保涉案財產不會被耗散,並可於定罪後法庭發出任何沒收令時,用作繳付所須支付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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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覆核和停止檢控

10.1   檢控人員有責任持續覆核已展開的檢控工作。隨著情況有變,假如在任何階段重新應用檢控驗證標準而顯示有關證據不再足以確保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或繼續進行檢控不會符合社會公義,便應停止檢控。

10.2   假如已決定在某情況下不進行檢控或停止檢控,則只可在理由充分的情況下才可改變先前的決定,這些情況包括︰

  1. 基於某些錯誤或疏忽,導致所作決定經覆核後發現明顯錯誤;
  2. 在較後階段才獲得案中原先沒有預期可獲得的重要證據;
  3. 在繼續進行搜證工作時暫時停止檢控(被告會獲事先告知可能會改變先前的決定);
  4. 透過欺詐、不誠實或不正當方式令檢控停止。

司法覆核

10.3   律政司司長或獲授權的檢控人員獨立作出的檢控決定,或在刑事法律程序期間作出的決定,只在罕有和特殊情況下才會受到司法覆核。在審訊中作出的決定也是如此,原因是避免刑事審訊程序割裂。覆核的命令只能要求律政司司長因應法庭的裁斷重新考慮有關決定。

中止檢控

10.4   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進行的公訴法律程序、在區域法院提出控罪的法律程序,以及就可公訴罪行在裁判法院進行的法律程序,可以藉提出中止檢控書而擱置,但必須按律政司司長的指示才可提出。

10.5   中止檢控書只能擱置檢控程序,但在符合社會公義的情況下可重新展開檢控。這屬於特殊程序,可引用這程序的情況包括:被告在認知或身體方面可能永久喪失能力,或防止有人妨礙社會公義(例如即使押後法律程序也不足以處理證人受到干擾的情況)。

簽保命令

10.6   如某人承認本身過失而沒有被定罪,法庭可判該人簽保,以保證該人會依照具體條件遵守法紀及/或保持行為良好。法庭必須認為,根據事實可恰當推斷會有風險,該人日後有可能破壞社會安寧。該人必須獲得通知有關的處理方法。如該人沒有辦理擔保手續或違反擔保條款,可被控藐視法庭。

10.7   這項程序特別適用於初犯者及輕微罪行個案。犯罪者須在公開聆訊中承認所犯過錯及接受告誡,然後向法庭承諾守行為,為期最長兩年;如違反承諾,則須另受懲處,最高可判處監禁6個月(見《裁判官條例》(第227章)第61條)。這項程序既能符合公義防止犯罪者再犯案,也可讓犯罪者改過自新。控方決定是否同意按具體條件採取該程序時,必須考慮下列因素:

  1. 提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2. 犯罪者承受的後果,會否與罪行的嚴重程度亳不相稱;
  3. 若被定罪可能帶來什麼刑罰;
  4. 犯罪者的年齡、犯罪紀錄、品格、精神狀態(犯案時及現時);
  5. 受害者的意見;
  6. 犯罪者對有關罪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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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豁免檢控

11.1   原則上,在刑事司法程序中,雖然理應無須藉豁免起訴證人,證人才會作供指證其他共同參與刑事犯罪的人,但在某些情況下,這是被認為恰當的做法。根據一般規則,從犯亦應被檢控,不論其後從犯會否被傳召作證人。較可取的做法,是留待審訊後才處理願意合作的從犯。一般而言,從犯可獲減刑,以反映其合作性質和程度。

11.2   在某些執法工作範疇,須依靠或主力借助線人的證供才可成功檢控。只有在司法公義有所需要的情況下,線人才應作為控方證人。由此一方面要維護社會利益令犯罪者被定罪,而另一方面要向可能與犯罪活動有密切關連甚至有份參與其中的人給予好處,兩者之間便須求取平衡。一般而言,線人所作的證供,應該是被認為令其他人定罪所必需的證供,而且是別無可求。

11.3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控方可豁免檢控證人。在決定是否豁免檢控和權衡利害的過程中,會深受下列因素影響:

  1. 證人可作證供的性質,以及該等證供對案件檢控的重要程度;
  2. 證人的背景紀錄;
  3. 證人予人感覺的可信程度(包括是否全面披露所知的事實和事情),以及有否任何可察覺隱瞞部分真相的動機(包括收取、獲承諾或期望可得到利益);
  4. 證人在檢控的罪行中參與的程度(一般應低於被檢控犯罪者的參與程度);
  5. 是否有任何支持證據。

11.4   根據規定,須由首長級人員給予起訴豁免。控方會向證人發出免予起訴書,並在審訊前把副本交予辯方,以及在審訊時提交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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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披露材料的責任

12.1   《基本法》第八十七條賦予被告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維護公平的其中一項保障是控方須把所獲得或已知的相關或可能相關的材料(或關鍵資料,而且不限於可被接納的證據)全面和適時向辯方披露,不論該等材料是否有助證明控方的案情理據,還是經控方切合實際評估後可合理視為︰

  1. 與案中爭議點相關或可能相關的;
  2. 會提出或可能提出新爭議點,而該爭議點並非控方擬採用的證據所能明顯顯示;或
  3. 有確切可能(而非憑空想像)導致上述(a)或(b)項的證據。

12.2   披露材料的責任,在法庭席前由預審一直至刑事法律程序結束為止,都是控方須持續執行的明確責任。

12.3   控方須披露的材料包括:

  1. 控方尋求援引的所有證據(證人陳述書、證明文件、書面證物、電子紀錄、照片及/或合理取得物理性證據);
  2. 被告、投訴人、控方證人或已故受害者以往的定罪紀錄;
  3. 控方證人的已知並可能合理地影響其誠信的有損信譽行為(包括紀律處分紀錄),這都相當可能成為案件的重要爭論點;
  4. 控方已知並在法律程序中可能有助辯方的材料(包括證人陳述書)。

12.4   控方假如知悉,須予披露的相關材料由政府機構或公共機構管有,必須按情況採取合理的步驟取得該等材料,並向辯方指明該等材料,以及在未能取得有關材料時告知材料所在之處。

12.5   假如披露一些材料(如線人或臥底人員的身分、以保密形式向調查人員提供的資料、可能損害政府運作(包括繼續進行的調查)的資料),可能會損害一般公眾利益,可以公眾利益為由豁免披露該等材料。在這些情況下,一方面要對被告公平,另一方面要保障公眾利益,兩者之間便須求取平衡。有時候,應請求法庭就這些爭議作出裁決。

12.6   有些材料會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例如檢控人員向調查人員提供的機密法律指引,該等材料一般不得披露。控方準備案件時所製備的內部紀錄及材料,也可以是不得披露。

12.7   假如材料只關乎辯方證人或被告的誠信,控方無須向辯方作出披露。

12.8   案例也可借鑒,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明治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03) 6 HKCFAR 336案、女皇 訴 Keane (1994) 99 Cr App R 1案,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毅昭 [2002] 2 HKC 59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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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答辯商討及協議

13.1   作為解決方案,辯方或會邀請控方,考慮同意讓被告承認較少的控罪或較輕的罪名。控方也可主動向辯方提出這類建議,但情況罕見。於此情況下,必須符合三項驗證標準:

  1. 控方有可被接納的證據,證實提出認罪的所指控罪;
  2. 有關控罪充分反映被告在指稱罪行的刑責;
  3. 有關控罪讓法庭有充分空間判以與刑責相抵的恰當刑罰。

13.2   通常隨著商討答辯,控辯雙方會同意事實陳述,交給法庭作為判刑根據。有關陳述不可扭曲可證明的事實,或刻意營造為判刑提供基礎。在若干情況下,控辯雙方或無法同意某些事實,而可能需召開一般稱為“Newton研訊”的訴訟程序,援引證據,讓法庭解決爭議點,從而作出判刑。

13.3   接納被告承認恰當的控罪,可節省大量時間和開支。受害者及證人也無須承受作供所帶來的壓力和不便。這種解決方案讓刑事司法程序可更有效地運作,而不減其效益和市民的支持。

13.4   假如被告就有關控罪堅持自己清白,控方不得接受商討答辯。

13.5   在所有商討答辯的案件中,檢控人員應在適當情況下諮詢案件的主管調查人員及罪行受害者,目的是讓他們知道控方打算採取什麼行動及箇中理據。檢控人員必須聽取他們的意見,並在作出決定時予以合理考慮 — 這不是當作指示考慮,而是另一有助作出知情決定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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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罪行受害者及易受傷害證人

14.1   檢控人員應參考2007年《罪行受害者約章》和刑事檢控科發表的《對待受害者及證人的指引》

14.2   罪行受害者及易受傷害證人(因年齡、心理或身體狀況)在法律程序中須受特別關注及有特別需要。如不予理會,他們的作供能力或會受到影響而未能提供有效證據。

14.3   利便市民舉報罪案,方便有效檢控案件,是合乎公眾利益的。對舉報罪案的人士給以尊重和體諒,並在刑事司法過程中予以支持,可提高這方面的成效。

14.4   受害者有權獲詳細解釋他們在法律程序中擔當什麼角色,並有權在進行法律程序期間就所採取的行動及該等行動對其權利的影響獲得諮詢。對於他們在會面和在法庭上要憶及和講述個人慘痛經歷,亦應嘗試盡力減輕他們所承受的傷痛。

14.5   罪行受害者有權:

  1. 受到禮貌對待和尊重;
  2. 知悉案件的進展情況;
  3. 得到檢控人員和調查人員考慮他們的意見;
  4. 獲提供適當的法庭設施;
  5. 在適當情況下讓法庭知悉他們的情況和意見;
  6. 享有私隱權和保密權。

14.6   在初審及上訴時,可能需要向法庭提交受害者所受影響的評估報告,也可能需要取得最新的醫療檢驗報告作呈堂之用。

14.7   易受傷害證人不論是否罪行受害者,其權利、期望及個人情況應同樣受到尊重。他們包括兒童、精神上無能力人士,以及感到惶恐的證人。對易受傷害證人或罪行受害者,適宜藉以下方法向他們提供保障:

  1. 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提供證據;
  2. 播放電子預先錄影證據;
  3. 設置屏障;
  4. 非公開聆訊;
  5. 加快聆訊;
  6. 連續聆訊;
  7. 安排支援者;
  8. 法庭審訊不拘形式;
  9. 特別保安措施。

14.8   如果適宜由法庭就案中的有關傷害或損失下令作出補償及/或發出復還令,檢控人員應確保法庭全面而恰當地獲知所有相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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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少年犯

15.1   要檢控少年,必須首先顧及他們的福利,這項法律規定行之已久。現訂有特別的程序條文,適用於年齡未滿16歲少年。這類案件應盡量加快聆訊,並在少年法庭進行檢控。

15.2   為此,控方通常選擇以刑事檢控以外的其他方法處理涉及少年的指控,除非有關罪行十分嚴重,又或者基於其他情況須為公眾利益而提出檢控。

15.3   如果檢控純粹為了令法庭對少年行使權力令其在福利上獲得照顧,則屬濫用程序。如檢控人員認為有理由提出監管法律程序,並認為這樣較符合整體公眾利益,便應請調查人員考慮作出適當的轉介。

15.4   在決定檢控少年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時,應特別考慮下列因素:

  1. 指稱罪行的嚴重程度;
  2. 少年過往的背景紀錄;
  3. 少年的年齡、能力及心智和身體的表面成熟程度;
  4. 少年從家庭和其他人可得的支援;
  5. 當時的學業或就業安排;
  6. 可供法庭選擇的判處刑罰;
  7. 檢控以外的其他可行方法(例如警誡)及這些方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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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沒有法律代表的被告

16.1   如果被告沒有法律代表,檢控人員必須謹慎行事,而可能需要在互相抵觸的要求之間取得平衡。秉持公義的職責要求檢控人員確保被告適當地得悉控方的案情理據及控方會採取的行動。法庭要確保法律程序公平地進行,這是其凌駕一切的責任,而檢控人員應在法律程序進行期間適當地行事和回應,以協助法庭履行上述責任。雖然檢控人員並無責任向沒有法律代表的被告提供任何意見,但為維護司法公義起見,也應確保沒有法律代表的被告尋求或申請法律代表或協助。

16.2   檢控人員與沒有法律代表的被告溝通時,應保持適度距離。雙方較適宜以書面溝通,並可經由法庭代為進行。檢控人員應避免致電與對方溝通,如有需要也應由執法人員代勞。如要親自聯絡他們,應安排一名可靠人士在場以書面記錄任何談話內容。

16.3   控方不應主動與沒有法律代表的被告商討答辯,而商討答辯應盡可能在一名可靠人士在場下審慎進行,並以適當方式記錄商討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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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家庭暴力案件

17.1   檢控人員應參考刑事檢控科發表的《檢控家庭暴力案件指引》

17.2   檢控家庭暴力案件時,控方必須考慮受害者、任何受影響兒童及其他有關人士的安全,並應考慮受害者家庭的情況,以及提出檢控對其家庭成員可能造成的影響。

17.3   家庭暴力持續愈久,愈有可能更趨頻密和嚴重。因此,即使受害者不欲訴諸檢控,檢控人員也可能須按照有關規範準則提出檢控。控方作出檢控決定時,必須考慮受危害者的安全和公眾利益。

17.4   在決定所採取的行動時,控方應考慮:

  1. 指稱犯罪行為的客觀嚴重程度,包括有否使用武器,以及有否服用酒精或藥物;
  2. 受害者(身心)受到的傷害;
  3. 被告再次犯案的風險;
  4. 是否有預謀干犯指稱罪行;
  5. 干犯指稱罪行之前或之後有否作出恐嚇;
  6. 干犯指稱罪行時是否有兒童在場;
  7. 受害者或任何涉案人士的健康及安全是否持續受到威脅;
  8. 被告與受害者當前的關係狀況;
  9. 被告與受害者以往的關係,特別是有否暴力行為的前科;
  10. 被告是否有犯罪紀錄,特別是暴力罪行。

17.5   如果受害者不願意作證,控方在決定強迫作證前,必須慎重考慮,而如果受害者是被告的配偶,則須參考《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57及57A條。檢控人員可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65B條的規定,在受害者同意下使用受害者的陳述書作為證據,而無須要求受害者出庭作供。檢控人員還應考慮應否採用特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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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剝削他人案件

18.1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訂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剝削他人和為此而販運人口,兩者都是嚴重罪行,違反多種基本人權和自由。販運人口涉及為剝削目的而通過以下手段進行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

  1. 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其他形式的脅迫;
  2. 誘拐;
  3. 欺詐;
  4. 欺騙;
  5. 濫用權力或欺凌弱勢;或
  6. 給予或收受付款或利益以取得某人的同意,而該人是對另一人有控制權的。

除了關於手段的規定外,販運兒童涉及上述各項元素。

18.2   剝削他人包括多項貶低人類價值的活動,例如性剝削、強迫勞動、家庭奴役、債役、摘取器官等,在本地和國際層面備受關注,檢控人員處理這類案件時,應對此有適當理解、技巧和敏感度。在適當情況下,如被告人或預定被告人聲稱是販運人口的受害者,檢控人員應考慮這聲稱是否可信。如聲稱可信,檢控人員應適當地處理案件,同時緊記該人是販運人口的受害者。就此,檢控人員可參考與販運人口受害者有關的適用國際標準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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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眾秩序活動

19.1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十七及十八條為在香港的其他人士提供相同的保障。

19.2   如有聲稱指干犯的罪行是同時涉及行使這些受憲法保障的自由,檢控人員或需作出特別考慮。一方面,當局有明確責任採取合理而適當的措施,讓合法的集會和平進行;另一方面,有需要依法維持公眾秩序,以保障市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19.3   只有當有關行為超出理智範圍或合理界線的限度,才應提出刑事檢控(楊美雲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5) 8 HKCFAR 137案)。對於涉及公眾秩序活動的案件,必須求取平衡,既要符合社會利益維持公眾秩序,亦要讓大眾人士可合法及和平地行使自身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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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專家證人

20.1   法庭可聽取專家的證據,專家可能為法庭提供其經驗及知識範圍以外的資料。提供專家證據的人,必須具備相關專長範圍所需的資格、知識及經驗。專家證人協助法庭的責任凌駕一切,他們並應就其專長範圍的事宜提供客觀及不偏不倚的意見,藉以向法庭提供獨立證據。為維護公義,檢控人員應確保時刻符合這些規定。

20.2   檢控人員應參考刑事檢控科所訂定的《專家證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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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定罪後

判刑

21.1   檢控人員在判刑程序上擔當積極的角色,協助法庭判處適當刑罰和避免犯上可導致上訴的錯誤。然而,檢控人員不應企圖透過訟辯而在判刑輕重方面影響法庭。檢控人員應做到下列各點︰

  1. 充分(全面而準確地)提出相關事實;
  2. 協助法庭避免在事實或法律上出錯的情況下繼續審訊;
  3. 順應法庭索取相關資料的要求提供協助;
  4. 持平地評估並在有需要時驗證相反的論據,糾正辯方陳詞中在法律或事實上的可見錯誤;
  5. 根據法庭以往的相關裁決及官方統計數字提供資料;
  6. 在適當情況下就判刑方式作出陳詞,在建議判刑的輕重時,只能提供獲案例支援的判刑範圍。

21.2   在判刑方面,檢控人員不得就律政司對判刑的意向作出申述,也不得作出任何行為,令律政司司長或刑事檢控專員在可能作出的判刑覆核中行使酌情權時受到限制。

訟費

21.3   在有限度的情況下,法庭有酌情權命令被定罪的犯罪者支付訟費,但如該人已認罪,法庭通常不會作出這項命令。

21.4   法庭必須確定,“審訊有跡象顯示控方因被告人進行抗辯的方式而招致不必要或額外開支,或顯示被告人蓄意浪費法庭的時間”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Cheng Tak-wai [2002] 4 HKC 458案)。這些跡象包括:

  1. 被告在整個審訊過程中的行為;
  2. 控方在審訊開始時所提理據是否有力;
  3. 被告知悉多少真相,以及是否有抗辯理由;
  4. 被告顯然蓄意拖延法律程序;
  5. 被告堅持要控方證明一些無法否認、無關重要或毫無爭議的事實。

21.5   判給訟費並非旨在懲罰被告,而是補償控方的不必要開支。法庭考慮作出命令時,會顧及被告的經濟能力。

21.6   被告如獲判無罪,或針對被告的法律程序被擱置,被告通常有權獲賠償合理招致的訟費。法庭不作出訟費命令的明確理由可包括以下各項:

  1. 被告的行為自招懷疑;
  2. 被告的行為令控方評估被告的定罪機會較實際為大;
  3. 被告是基於技術因素獲判無罪(除非拒絕作出命令會抵觸有利於被告的無罪推定);
  4. 被告未能及早和適時就其行為作出妥當有效的解釋,這可能是無法證實的事宜,或只有被告自己才知道的明顯解釋。

21.7   如犯罪者就定罪提出的上訴或上訴許可申請被駁回,尤其因缺乏理據而被駁回,控方可提出訟費申請。

21.8   判給控方的訟費可作為民事債項予以追討。刑事法庭沒有司法管轄權頒令監禁不支付訟費的被告。

其他命令

21.9   檢控人員應適當地考慮向法庭申請其他相關的命令,例如補償或復還令、取消駕駛資格令、取消公司董事資格令、沒收或充公令、刑事破產令或根據案情的任何其他適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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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訴和覆核

定罪

22.1   如被告不服定罪而提出上訴,檢控人員的職責是協助法庭公正及適當地審理上訴。檢控人員必須隨時都能迅速尋求上訴法院糾正任何錯誤或不公平情況,而對於原審法庭所作的正確而適當的裁決,也須同樣盡力尋求上訴法院支持。

22.2   如上訴人沒有法律代表,檢控人員應審視案件,以確定是否有尚未確認的上訴理由。

22.3   檢控人員通常力求維持定罪的判決,但當明顯有恰當理據而控方認同上訴時,便應向法庭解釋。在適當的案件中,控方如認同上訴,必須獲得刑事檢控專員的同意。

22.4   如判罪在上訴後被撤銷,必須考慮是否需要重審的問題。這方面的評估可以受下述因素影響︰

  1. 上訴得直的依據;
  2. 罪行的嚴重程度;
  3. 針對被告的案情理據是否有力,包括證人可否出庭作供;
  4. 犯案至重審之間的相隔時間;
  5. 上訴人的已服刑期;
  6. 任何受害者及執法機關的意見。

22.5   只在特殊情況下才應進行第三次或第三次之後的審訊。

判刑

22.6   如上訴人針對判刑提出上訴,檢控人員須協助法庭,向法庭指出所涉罪行在量刑方面的有關法律和相關案例。一些已訂明量刑指引或量刑準則的案例,與一些罪行相類但各自案情有別的案例,前者更有幫助。如有需要,也應提供官方的量刑統計數字。檢控人員應向法庭陳述可能影響上訴裁決的相關量刑原則。

22.7   檢控人員如認為上訴所針對的判刑欠缺法律依據、原則上犯錯或明顯過重,在適當案件中,應在刑事檢控專員同意下作出認同。

覆核判刑

22.8   在特殊情況下,律政司司長可基於判刑在法律上或原則上出錯,或判刑明顯過輕或過重,向法庭申請覆核判刑。

22.9   檢控人員必須︰

  1. 說明有關錯誤及適用的原則;
  2. 說明支持該立場的法律依據;
  3. 陳述正確解決爭議的方法。

22.10   在判刑上訴或覆核判刑階段即使提出新證據,也不可藉此增加刑罰。

案件呈述

22.11   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第84條及《裁判官條例》(第227章)第105條,律政司司長可以案件呈述的方式,針對原審法官或裁判官的決定,分別向上訴法庭和原訟法庭提出上訴。這類上訴屬特殊情況,只會在無罪的裁定、裁決或命令在法律觀點有錯誤時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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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布理由

23.1   律政司力求行事公開、向公眾問責、高度透明,以符合社會公義利益。然而,不能為求人前彰顯公義,而導致公義無法施行。

23.2   在檢控過程中所作出的決定或所提供的法律指引,律政司於可行的情況下,可向在事件中有合法權益的人或其他適合的人,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提供理由。合法權益包括:

  1. 法庭有權知道為何會採取某種行動;
  2. 罪行受害者有權知道案件的處理方式;
  3. 政府機構或有適當利害關係的實體有權知道有關方面所提供法律指引的依據;
  4. 社會及傳媒有權關注公開聆訊的案件是否公開秉行公義。

23.3   控方有義務在適當情況下協助教育公眾如何進行檢控程序。檢控理由通常應以所引用的一般原則表述,而無須交代個別案件的詳情。

23.4   在某些情況下,給予理由可能有違公眾利益或並不適當,這些情況包括:

  1. 給予理由可能妨礙進行中的調查或損害持正執法;
  2. 給予理由可能會對罪行受害者、證人、疑犯或被告的權益造成不良影響;
  3. 給予理由可能會對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響(尤其是在決定不提出檢控時,案件備受公眾討論,可能構成公審,導致沒有刑事司法程序保障);
  4. 給予理由可能會暴露在保密情況下提供的資料或敏感資料,而暴露這些資料可能會令個別人士有合法合理的憂慮;
  5. 給予理由可能會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提供的保障;
  6. 給予理由可能會違反法律專業保密權(除非獲豁免)或以公眾利益為理由而豁免披露的原則。

23.5   控方一般無需就進行檢控、提出上訴或要求覆核的決定提供理由,因為有關理由會在法律程序的過程中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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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傳媒

24.1   刑事司法制度能夠有效運作,在於制度整體能為社會普遍接納,而社會能夠持續接納,唯一關鍵在於讓公眾明白刑事司法程序,並掌握刑事案件的持平準確資料。公眾接收的資訊大多源自傳媒,而控方便最能在適當時協助傳媒獲得相關事宜的資料。提供資料必須及時,內容必須準確完整。

24.2   在與傳媒代表通訊時,檢控人員可應要求確認已經公開的事實,包括已在公開聆訊中展示的事宜(除非法庭另有頒令)、已定的將進行事宜(例如審訊日期、審訊前的法律爭辯、個別證人可在何時作證)及案件的一般公開資料。不過,檢控人員並非事必要向傳媒提供資料。

24.3   任何敏感資料必須慎重處理,並應採取措施保障個人私隱免受無理侵擾。

24.4   向傳媒提供資料的指導原則包括︰

  1. 避免損害公平審訊的權益,包括無罪推定;
  2. 支援司法工作及刑事司法制度公正無私;
  3. 尊重司法制度公開公正的原則;
  4. 認同就刑事司法制度及刑事檢控工作向市民發放準確和適時的資料,是符合公眾利益的;
  5. 禮貌對待和體恤罪行受害者及證人,並尊重他們的尊嚴和私隱。

24.5   一般而言,檢控人員不應與傳媒討論若干事項,例如:

  1. 檢控人員表達的個人意見(例如但不限於以下意見:法律程序可能達致的結果、司法判決是否正確、證人的誠信、證據是否可以接納、裁決是否正確、判刑是否足夠、會否上訴、法官或陪審團成員);
  2. 政策事宜或個別人物;
  3. 控方就案件準備採取的做法;
  4. 法律程序中任何並非公開聆訊的部分;
  5. 受害者、證人或少年犯的個人資料;
  6. 可能導致認出受保護人士(包括線人)的資料;
  7. 任何保密資料(包括部門內部通訊和與其他機關進行的討論);
  8. 是否有商討答辯、是否可能認罪或其他處置安排;
  9. 在審訊中被豁除的證據或沒有在法律程序中援引的證據。

24.6   檢控人員可向傳媒提供一些已公開的檔副本,例如公訴書或控罪書、在公開聆訊中已承認的事實陳述,以協助傳媒作出準確的報道。檢控人員不應向傳媒提供或讓傳媒取得任何錄影材料,包括錄影會面、案件重組、示範或身分辨認的錄影帶或錄影碟。

24.7   不應向傳媒提供任何犯罪者、受害者或證人的證人陳述書或醫療檢驗、精神、心理或判決前的報告。

24.8   傳媒如提問下列事項,應轉交律政司內部的適當人員處理︰

  1. 具爭議的案件;
  2. 特別敏感的案件;
  3. 上訴案件;
  4. 覆核刑罰;
  5. 停止檢控的決定;
  6. 檢控政策。

24.9   如遇到較難處理的查詢,應徵詢刑事檢控專員的意見。

附錄 I

《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

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
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古巴哈瓦那

鑒於《聯合國憲章》規定,世界各國人民申明決心創造能維護正義的條件並宣告以進行國際合作,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促進並鼓勵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作為其宗旨之一,

鑒於《世界人權宣言》莊嚴宣佈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無罪推定的原則和有權得到獨立和不偏不倚的法庭進行公正和公開審訊的原則,

鑒於目前在這些原則的基本設想和實際情況之間依然常常存在着差距,

鑒於各國應當按照這些原則的精神去組織和開展司法工作,努力使這些原則完全成為現實,

鑒於檢察官在司法工作中具有決定性作用,有關履行其重要職責的規則應促進其尊重並按照上述原則行事,從而有助於刑事司法公平而合理,並有效地保護公民免受犯罪行為的侵害,

鑒於通過改進檢察官的徵聘方法及其法律和專業培訓,並向他們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使他們在打擊犯罪行為,特別是打擊新形式和新規模的犯罪行為方面得以克盡職守,確保檢察官具備履行其職責所必需的專業資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鑒於聯合國大會根據第五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的建議,在其1979年12月17日第34/169號決議中通過《執法人員行為守則》,

鑒於第六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在其第16號決議中要求犯罪預防和控制委員會把制定關於法官的獨立及關於法官和檢察官的甄選、專業培訓和地位的指導方針,列為其工作的重點,

鑒於第七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了《關於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隨後又由聯合國大會1985年11月29日第40/32號和1985年12月13日第40/146號決議予以批准,

鑒於《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建議在國際和國家這兩級採取措施,使犯罪行為的受害者能更好地獲得正義與公平待遇、追復原物、賠償和援助,

鑒於第七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大會在其第7號決議中要求犯罪預防和控制委員會考慮是否需要制訂有關以下各方面的準則:檢察官的甄選、專業培訓和地位,對他們的職責和行為的要求,使他們對刑事司法制度的順利運作作出更大貢獻和增進他們與警方的合作的手段,他們的酌處權的範圍,以及他們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作用,並就此向今後各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大會提出報告,

所制定的下列各項準則,其目的在於協助會員國確保和促進檢察官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發揮有效、不偏不倚和公正無私的作用,各國政府在其國家立法和實踐中應尊重並考慮到這些準則的規定,同時還應使檢察官、法官、律師、行政和立法部門的成員以及一般公眾注意到本準則。本準則制定時考慮的主要是公訴檢察官,但它們同樣可以酌情適用於特別任命的檢察官。

資格、甄選和培訓

  1. 獲選擔任檢察官者,均應為受過適當的培訓並具備適當資歷、為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
  2. 各國政府應確保:
    1. 甄選檢察官的標準應包含保障措施,防止基於偏見或成見的任用,不得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見解或其他見解、種族、社會或族裔出身、財產、本人出身、經濟地位或其他地位而對任何人實行歧視,但對檢察官候選人須是有關國家國民的要求,不應被視為歧視;

    2. 檢察官應受過適當的教育和培訓,應使其認識到其職務所涉的理想和職業道德,憲法和其他法規中有關保護嫌疑犯和受害者的規定,以及由國家法律和國際法所承認的各項人權和基本自由。

地位和服務條件

  1. 檢察官作為司法工作的重要執行者,應在任何時候都保持其職業的榮譽和尊嚴。
  2. 各國應確保檢察官得以在沒有任何恐嚇、阻障、侵擾,不正當干預或不合理地承擔民事、刑事或其他責任的情況下履行其專業職責。
  3. 如若檢察官及其家屬的安全因履行其檢察職能而受到威脅,有關當局應向他們提供人身安全保護。
  4. 檢察官的服務條件、充足的報酬,在適用的情況下其任期、退休金以及退休年齡均應由法律或者頒佈法規或條例加以規定。
  5. 如有檢察官晉升制度,則檢察官的晉升應以各種客觀因素,特別是專業資歷、能力、品行和經驗為根據,並按照公平和公正的程序加以決定。

言論和結社的自由

  1. 檢察官同其他公民一樣,享有言論、信仰、結社和集會的自由。特別是他們應有權參加公眾對有關法律、司法和促進及保護人權問題的討論,有權參加或成立本地、國家或國際組織和參加其會議,而不應因其合法行動或為一合法組織成員而蒙受職業上的不利。在行使這些權利時,檢察官應始終根據法律以及公認的職業標準和道德行事。
  2. 檢察官可自由組織和參加專業協會或代表其利益的其他組織,以促進其專業培訓和保護其地位。

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

  1. 檢察官的職責應與司法職能嚴格分開。
  2. 檢察官應在刑事訴訟、包括提起訴訟,和根據法律授權或當地慣例,在調查犯罪、監督調查的合法性、監督法院判決的執行和作為公眾利益的代表行使其他職能中,發揮積極作用。
  3. 檢察官應始終一貫迅速而公平地依法行事,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以及維護人權,從而有助於確保法定訴訟程序和刑事司法系統的職能順利地運行。
  4. 檢察官在履行其職責時應:
    1. 不偏不倚地履行其職能,並避免任何政治、社會、宗教、種族、文化、性別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視;

    2. 保證公眾利益,按照客觀標準行事,適當考慮到嫌疑犯和受害者的立場,並注意到一切有關的情況,無論是否對嫌疑犯有利或不利;

    3. 對掌握的情況保守秘密,除非履行職責或司法上的需要有不同的要求;

    4. 在受害者的個人利益受到影響時應考慮到其觀點和所關心的問題,並確保按照《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使受害者知悉其權利。

  5. 如若一項不偏不倚的調查表明的起訴缺乏根據,檢察官不應提出或繼續檢控,或應竭力阻止訴訟程序。
  6. 檢察官應適當注意公務人員所犯的罪行,特別是對貪污腐化、濫用權力、嚴重侵犯嫌疑犯人權、國際法公認的其他罪行的起訴,和依照法律授權或當地慣例對這種罪行的調查。
  7. 當檢察官根據合理的原因得知或認為其掌握的不利於嫌疑犯的證據是通過嚴重侵犯嫌疑犯人權的非法手段,尤其是通過拷打,殘酷的、非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或以其他違反人權辦法而取得的,檢察官應拒絕將此類證據用於採用上述手段者之外的任何人,或將此事通知法院,並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確保將使用上述手段的責任者繩之以法。
  8. 有些國家規定檢察官擁有酌處職能,在這些國家中,法律或已公佈的法規或條例應規定一些準則,增進在檢控過程中作出裁決,包括起訴和免於起訴的裁決的公正和連貫性。

起訴之外的辦法

  1. 根據國家法律,檢察官應在充分尊重嫌疑者和受害者的人權的基礎上,適當考慮免於起訴、有條件或無條件地中止訴訟程序或使某些刑事案件從正規的司法系統轉由其他辦法處理。為此目的,各國應充分探討改用非刑事辦法的可能性,目的不僅是減輕過重的法院負擔,而且也可避免受到審前拘留、起訴和定罪的污名以及避免監禁可能帶來的不利後果。
  2. 在檢察官擁有決定應否對少年起訴酌處職能的國家,應對犯罪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保護社會和少年的品格和出身經歷給予特別考慮。在作這種決定時,檢察官應根據有關少年司法審判法和程序,特別考慮起訴之外的可行辦法。檢察官應盡量在有絕對必要時才對少年採取起訴行動。

與其他政府機構或組織的關係

  1. 為了確保起訴公平而有效,檢察官應盡力與警察局、法院、法律界、公共辯護人和政府其他機構進行合作。

紀律處分程序

  1. 對檢察官違紀行為的處理應以法律或法律條例為依據。對檢察官涉嫌已超乎專業標準幅度的方式行事的控告,應按照適當的程序迅速而公平地加以處理。檢察官應有權利獲得公正的聆訊。這項決定應經過獨立審查。
  2. 針對檢察官的紀律處分程序應保證客觀評價和決定。紀律處分程序均應根據法律規定,職業行為準則和其他已確立的標準及專業道德規範並根據本《準則》加以處理。

遵守準則

  1. 檢察官應遵守本準則。他們還應竭盡全力防止和堅決反對任何違反準則的行為。
  2. 檢察官如有理由認為業已發生或即將發生違反本準則的行為,應向其上級機關,並視情況,向其他擁有檢查權或糾正權的有關當局或機構報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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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檢控人員專業責任守則和主要職責及權利的聲明》
國際檢察官聯合會於1999年4月23日通過

鑒於國際檢察官聯合會的宗旨已於其憲章第2.3條闡明,而該等宗旨包括提倡公正不阿、行之有效、不偏不倚兼具高效率的刑事檢控工作,並促進高水平及具高原則性的刑事司法制度;

鑒於聯合國已於1990年在古巴哈瓦那舉行的第八屆有關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的會議上通過《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

鑒於國際社區已於《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其後的國際公約、契約及其他文獻中闡明人人應享的權利與自由;

鑒於公眾有需要對刑事司法制度抱有信心,確信制度公正無私;

鑒於檢控人員在刑事司法制度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鑒於檢控人員是否參與偵查工作按不同司法管轄區而異,而其參與程度又各有不同;

鑒於行使檢控酌情權是一項重大嚴肅的責任;

又鑒於行使檢控酌情權時應盡量公開透明,以符合人權、避免使受害者再受損害,並以客觀無私的方式進行;

為此,國際檢察官聯合會通過下列聲明,以闡明檢控人員的專業操守和主要職責及權利:

1. 專業操守

1.1   檢控人員須:

  1. 在任何時候皆維持專業信譽及尊嚴;
  2. 永遠保持專業水準,依法辦事並符合專業規則及道德操守;
  3. 在任何時間皆秉持公正廉潔,謹慎從事,以達致最高標準;
  4. 不斷求知,以掌握法律專業的最新發展;
  5. 力求言行一致、獨立行事、不偏不倚,並於人前付諸實行;
  6. 常致力保障被告人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尤其是要確保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是會按法例規定或公平審訊的原則而予展示;
  7. 永遠致力為公眾利益服務,並維護公眾利益;
  8. 尊重、維護、並秉持人類尊嚴及人權的普遍概念。

2. 獨立行事

2.1   某些司法管轄區若容許行使檢控酌情權,檢控人員行使該項權力時,應獨立行事而不受政治干預;

2.2   非檢控機關若有權向檢控人員發出一般或特別指示,該等指示應該:

  1. 公開透明;
  2. 符合法例賦予的權力;
  3. 受既定指引規管,以維護檢控獨立的事實及觀感。

2.3   非檢控機關如有權指示提起訴訟或終止依法提起的訴訟,則應以相同方式行使這項權力。

3. 不偏不倚

3.1   檢控人員執行職務時須無私、無懼、不偏不倚,尤其須:

  1. 不偏不倚地執行職能;
  2. 不受個人或界別的利益及公眾或媒介的壓力所影響,只着眼於公眾利益;
  3. 客觀行事;
  4. 對所有有關的情況都予考慮,無論該等情況對受疑人是有利或不利;
  5. 根據當地法律或公平審訊的規定,盡力確保所有必須及合理的查詢皆已進行而且結果亦已公布,無論有關查詢及結果是會證實受疑人有罪或無罪;
  6. 永遠力求真相和協助法庭找出真相,並根據法例和公正不阿的原則,務求在社會、受害者與受疑人之間,秉公行義。

4. 刑事訴訟職責

4.1   檢控人員執行職務時須公正不阿、行事迅速而一致。

4.2   檢控人員在刑事訴訟中須擔當以下積極角色:

  1. 在援引法例或按實務職責賦予的權力而參與罪案偵查工作時,或向警方或其他偵查人員行使職權時,檢控人員須以客觀、不偏不倚及專業的態度執行職務;
  2. 在督導罪案偵查工作時,檢控人員應確保偵查人員尊重法律規則及基本人權;
  3. 檢控人員提供意見時,須竭力維持不偏不倚及客觀的態度;
  4. 檢控人員在提起刑事訴訟時,只有在案件有充分證據支持,並且有理由相信有關證據是可靠和可採納的,才會進行;如果欠缺這些證據,則不會繼續檢控;
  5. 在訴訟進行期間,須堅定而公正地就案件執行檢控工作;並且不超出證據所顯示的範圍;
  6. 檢控人員根據當地法律和慣例就執行法庭的決定行使監管職能或履行其他非檢控職能時,須時刻為公眾利益而行事。

4.3   此外,檢控人員必須:

  1. 緊守專業保密原則;
  2. 按照當地法律和公平審訊的規定,在受害者和證人的個人權益受到或可能受到影響時,考慮他們的意見、合法權益和可能擔心的事宜,並且設法確保受害者和證人獲告知其權利;同樣,設法確保任何受屈的一方獲告知,他有權在可能的情況下向更高層主管當局/更高級別法院求助;
  3. 與法庭和其他有關機關合作,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4. 按照法律或公平審訊的規定,在合理情況下盡早向被告人展示有關不利和有利的資料;
  5. 檢查擬採用的證據,以確定有關證據是否以合法或合憲的方式取得;
  6. 如有理由相信證據是以不法方式取得,尤其是構成酷刑或殘酷對待的方式,嚴重侵犯受疑人的人權,則拒絕採用有關證據;
  7. 設法促使有關方面對使用這些方法的人採取適當行動;
  8. 按照當地法律和公平審訊的規定,充分考慮免予檢控、有條件或無條件中止法律程序,或在適當情況下,考慮以正式司法體系以外的途徑處理刑事案件,尤其是涉及年輕被告人的案件,而又充分尊重受疑人和受害者的權利。

5. 合作

5.1   為確保檢控工作公平而具成效,檢控人員必須:

  1. 與警方、法庭、法律界、辯方律師、公設辯護人和其他政府機關合作,不論是國家或國際機關;以及
  2. 按照法律規定,本著相互合作的精神,協助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檢控機關和人員。

6. 賦權

6.1   為確保檢控人員能夠按這些標準獨立履行專業職責,檢控人員應該受到保障,免受政府任意行為侵擾。一般而言,檢控人員應該有權:

  1. 履行其專業職能,不受恐嚇、阻礙、侵擾及不當干預,亦不用無理地承擔民事責任、承受處罰或其他法律責任;
  2. 當檢控人員恰當履行檢控職能而令其本人及家屬的個人安全受到威脅時,則其本人連同家屬須受到當局人身保護;
  3. 享有與其主要職責相稱的合理服務條件及充足薪酬,薪金或其他福利不得任意被削減;
  4. 享有合理和規定的職位保障和退休金,並且在指定年齡退休,惟須符合個別情況的就業或選擇條件;
  5. 獲招聘和晉升,所依據的是客觀因素,特別是專業資歷、能力、品格、工作表現和經驗等因素,而有關決定乃按照公正和公平的程序作出;
  6. 如有關作為被投訴超出恰當專業準則的範圍,以致需要採取紀律措施,則有權根據法律或法規迅速獲得公正聆訊;
  7. 在紀律聆訊中獲得客觀的評估和決定;
  8. 成立和參加專業組織或其他組織以保護權益、加強專業培訓,並且保障成員的地位;以及
  9. 獲寬免不須遵守不法命令或有違專業準則或道德操守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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