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今日（九月十六日）与传媒的谈话内容：

记者：饶戈平昨日在北京见记者，指不是所有法官对《基本法》都有全面的了解，又说“三权分立”不符合《基本法》，但李国能和马道立这两个首席法官都肯定“三权分立”在香港政制的重要性，你认为两者哪个说法较重要，以及符合香港现时的情况？

律政司司长：我想最重要的是《基本法》处理我们的政治体制，以及确立我们的行政机关的权限、立法机关的权限，以及司法机关的权限。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是，司法独立在《基本法》写得非常清楚，这一点我相信香港政府，或整个香港社会都非常重的，而且一直以来，无论是九七前、九七后，司法独立在香港得到保障，我认为这一点最重要。至于“三权分立”这说法，在学界亦有不同意见，这词汇的正确理解应该如何。例如其他国家在一个主权国家之下，用的“三权分立”的说法，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在《基本法》下，亦将三个不同机关，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写得非常清楚。我觉得现在再讨论哪个说法正确，哪个说法有偏差可能已不是最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是香港始终有《基本法》，而在《基本法》里，三个不同机关的权力分配，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包括行政机关一直受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管和监察，这是非常清楚的，社会上不需有这些忧虑。

记者：刚才提到“三权分立”在学界有不同理解，但你作为律政司，如何理解“三权分立”？饶戈平亦说到，“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那是否所有法官都是误解《基本法》？你如何理解？

律政司司长：我看电视，饶戈平教授不是说所有法官误解《基本法》，我相信这不是他的意思。至于说法官判决案件时，有没有误解，我以前也说过，在合法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我认为，香港的法官是根据《基本法》和普通法判案。而且在某一些判词中，确实用了英文separation of powers这字眼，这字眼很多时翻译为“三权分立”，但这字眼亦要看相关的判词内容，究竟在什么范畴下使用。很多时当法官说separation of powers“三权分立”的时候，他们的重点是说司法独立。

记者：之前的刑事藐视法庭案，律政司不提出上诉，为何有这决定？是否会尽快重新提出对十七人的检控？

律政司司长：正如我们昨日发出的声明已解释，我们平衡了两方面的处理手法，一方面我们是否应上诉，这里我说详细一点，自从事件出现后，社会上很可能出现一些误解，以为法律条文很清楚写出多少天内须提交某一份文件。但如你看条文，并不是这情况，而条文的相关字眼，香港和英国的相关文宪和判例，确实有完全相反处理的方法和理解。亦是这原因，为何我们在昨日的声明里解释，若我们上诉，可厘清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包括相关法例的正确诠释，相关法例之间有没有矛盾的存在，及法庭处理刑事藐视法庭程序时，权限实际上有多大。这些法律问题，我们内部做过研究，亦谘询过独立资深大律师的意见，确实认为有澄清的必要。但我们当然不能单纯从澄清法律观点的角度看，因为事实上涉及十七名人士；我亦要考虑作为律政司司长，我在处理刑事藐视法庭时的责任，与一般的刑事检控确实有分别。英国的判例说得很清楚，就是律政司司长或同等官员，在处理刑事藐视法庭时，他的功能和角色与“法庭之友”的角色很相似。换言之，当我们发现社会上出现可能构成刑事藐视法庭的情况，我们有责任通知法庭，由法庭自行决定，因最终有没有藐视法庭，始终要交给法庭处理。在这大前提下，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让法官尽快处理这事，而尽快处理这事亦对该十七位相关人士，令他们不需再因这事延误而有压力或有其他影响。考虑到两方面，即上诉的好处和坏处，以及不上诉而重新展开程序的好处和坏处后，平衡所有观点，我们最终决定就这十七位人士，我们不会上诉，但我们昨天的声明已说得很清楚，往后如有适合的机会、适合的案件时，我们仍希望可以澄清那些法律条文，因为该些法律条文现时不清晰的地方，最终也要处理。谢谢。

2015年09月1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