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发挥关键作用，确保罪案得以有效侦查、刑事案件获公正并有效率地处理，同时保障各方在过程中的权利。最近有人针对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作出无理批评，我希望藉此澄清，以正视听。
有人反复提出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批评，指称《香港国安法》或其他本地法例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控罪「含糊」。我曾在不同场合指出，《香港国安法》清楚列明构成每项罪行的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在普通法制度下，法院审理案件时，可进一步厘清罪行元素。例如在唐英杰案1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解释了「煽动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的罪行元素。法庭的裁决理据可随时在网上查阅。
此外，在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被告可通过不同的渠道就某项控罪要求提供更详尽清楚的详情，亦可就有欠妥善的控罪作出投诉2。法庭会就所有程序问题作出适当的考虑及公平的裁决。
在现行法例（例如《刑事诉讼程序条例》和《裁判官条例》）下，就保释程序及交付审判程序等审前程序实施报道限制，是为在日后正式审讯时确保公平公正。尽管设有报道限制，相关法律程序都在法庭公开进行，公众人士及传媒均可出席及旁听。被告人亦可向法庭申请解除报道限制，由法庭在平衡被告人的权利与包括公平审讯在内的其他公众利益之间作出考虑及裁决。
在保释方面，终审法院在黎智英案中强调，订立《香港国安法》的主要目的至为重要，解释了为何就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采用更严格的保释条件。法院并认为是否准予保释的决定，涉及预测及评估，是「法庭运用其判断或评估而作出的司法工作，而非举证责任的应用」3。
在某些普通法适用的地区（例如加拿大、南非及澳洲），就部分类别的罪行来说，不但没有规定控方须举证证明拒绝保释的理由，还须由被控人负起举证责任，证明为何不准其保释外出并继续扣押是不合理的4。此外，在某些司法管辖区，行政机关获赋权在无需提出检控的情况下进行长时间的拘留，以防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例如新加坡的《内部安全令》赋予总统行政权力，可基于国家安全，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对疑犯进行最高两年（可延长）的拘留，这同时亦完全排除了保释的可能。在此令下所作的决定不可以被司法复核，只有在为确保合乎程序要求的情况下属于例外。
坊间流传错误资讯，误以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因为《香港国安法》而全数被拒保释，事实正正相反，在法院充分考虑《香港国安法》和相关本地法律订明的要求后，有部分被告已被获准保释，例如传媒亦有报道部分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士，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目前获准保释5。
在执行职务时，执法机关会获授权行使某些权力，以便进行调查。例如，他们可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向法院申请提交令或限制令，以调查有组织罪行或防止疑犯耗散财产。该等命令可由法官在内庭应单方面申请而发出。为防止疑犯销毁证据、耗散犯罪得益或作出其他阻碍调查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有必要透过单方面申请授权，这亦是许多司法管辖区的常见做法。《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的条文，让执法机关在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采取类似的措施。然而，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容许受法庭命令影响的一方申请撤销或更改命令，法庭会在审视所有证据后，严格按照适用法律公正无私地作出裁断。
一般而言，被控以刑事罪行后，案件首先会由裁判法院处理。大部分案件在首度提堂时，控方会请求毋须答辩，因为执法机关需要进一步调查，或需要就审讯作其他准备。未进行答辩的案件会押后再提讯，直至控辩双方通知法庭案件已准备就绪，方会进行审讯。
律政司与执法机关一直保持紧密沟通，确保案件得到迅速和有效的处理。我们会主动探讨和跟进促进加快案件处理的方法，例如在案情和证据容许的情况下，寻求把案件合并处理、在审讯前与辩方尽量就案情和证据达成共识，以减省证人并缩短审讯期。
但大家应留意每宗案件由提出检控直至审讯之间所需的时间，要视乎多项因素而定，例如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查、被告人是否需要时间取得法律意见以考虑其抗辩及与控方进行答辩商讨、辩方是否需要法庭核证翻译文件或提出需要在审讯前先处理的申请（例如申请要求提供更详尽清楚的详情、披露、撤销报道限制、分拆涉及多名被告人的案件、初级侦讯、释放等）。我必须强调，所有申请均按照既定程序处理，并充分遵循正当程序。如果被告人，不论是否因应法律意见，无视实际案情而决定提出所有程序性申请，就不能同时投诉审讯有所「延误」，因为这是在公平的刑事司法制度下，被告人充分行使其权利的必然后果。
法例订明香港居民有权得到秘密法律咨询、向法院提起诉讼、选择律师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在法庭上为其代理和获得司法补救。与此同时，法律界（包括获准在香港全面执业的海外律师）必须专业地履行职责，并遵守专业操守规则，肩负维护法治的主要责任。
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法律执业者的人身安全与其他人一样受法律保障。这个基本保障确保他们应当无惧无偏，专业地行事。诉讼方或其法律代表若受威吓，理应报警并提供所有证据。更不用说，任何人都绝不应以失实指控欺骗或误导法庭、警方甚至公众，这种行为不仅会损害所属法律行业的声誉，更可能会触犯法律。
香港以拥有公平和成熟的刑事司法体系而闻名。我们的法例清晰明确，加上法庭的判决具备理据，令到我们发展的法学广受尊重。审批保释和其他法庭命令的法律原则和程序均在法例中清楚列明，由法庭适当地遵循。被告人有权在提出程序上的申请时行使他们的权利，纵使法律程序或会因此延长，但这是尊重和保障被告人行使权利所须付出的代价。同时，律政司亦已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加快检控程序及确保秉行公义。因此，有关控罪「含糊」、没有被告人获准保释、或由控方造成审判「延误」的说法，只要一经查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律政司的独立检控原则受宪制保障。《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订明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我相信不仅检控人员需独立行事，法律界所有成员，都应该专业和真诚地履行职责，以无惧无偏之精神维护公平和独立的刑事司法制度。
2022年4月15日
完
1 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唐英杰[2021] HKCFI 2200。
2 见《公诉书规则》（第221C章）第3条：「每份公诉书须载有…为显示关于该控罪性质的合理资料所需的详情」以及「法官仍可在其认为合宜的案件中，命令提交公诉书内所陈述的罪行的进一步详情。」
3 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黎智英（2021）24 HKCFAR 33，[2021] HKCFA 3 第62段及68段。
4 例子见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黎智英（2021）24 HKCFAR 33，[2021] HKCFA 3 第69段。
5 例如HCCP 113/2021及HCCP 47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