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九月十六日）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記者：饒戈平昨日在北京見記者，指不是所有法官對《基本法》都有全面的了解，又說「三權分立」不符合《基本法》，但李國能和馬道立這兩個首席法官都肯定「三權分立」在香港政制的重要性，你認為兩者哪個說法較重要，以及符合香港現時的情況？

律政司司長：我想最重要的是《基本法》處理我們的政治體制，以及確立我們的行政機關的權限、立法機關的權限，以及司法機關的權限。特別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是，司法獨立在《基本法》寫得非常清楚，這一點我相信香港政府，或整個香港社會都非常重的，而且一直以來，無論是九七前、九七後，司法獨立在香港得到保障，我認為這一點最重要。至於「三權分立」這說法，在學界亦有不同意見，這詞彙的正確理解應該如何。例如其他國家在一個主權國家之下，用的「三權分立」的說法，香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在《基本法》下，亦將三個不同機關，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權力寫得非常清楚。我覺得現在再討論哪個說法正確，哪個說法有偏差可能已不是最重要的意義，最重要的意義是香港始終有《基本法》，而在《基本法》裏，三個不同機關的權力分配，和相互之間的關係，包括行政機關一直受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監管和監察，這是非常清楚的，社會上不需有這些憂慮。

記者：剛才提到「三權分立」在學界有不同理解，但你作為律政司，如何理解「三權分立」？饒戈平亦說到，「三權分立」不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那是否所有法官都是誤解《基本法》？你如何理解？

律政司司長：我看電視，饒戈平教授不是說所有法官誤解《基本法》，我相信這不是他的意思。至於說法官判決案件時，有沒有誤解，我以前也說過，在合法的情況下，每個人都能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我認為，香港的法官是根據《基本法》和普通法判案。而且在某一些判詞中，確實用了英文separation of powers這字眼，這字眼很多時翻譯為「三權分立」，但這字眼亦要看相關的判詞內容，究竟在甚麼範疇下使用。很多時當法官說separation of powers「三權分立」的時候，他們的重點是說司法獨立。

記者：之前的刑事藐視法庭案，律政司不提出上訴，為何有這決定？是否會盡快重新提出對十七人的檢控？

律政司司長：正如我們昨日發出的聲明已解釋，我們平衡了兩方面的處理手法，一方面我們是否應上訴，這裏我說詳細一點，自從事件出現後，社會上很可能出現一些誤解，以為法律條文很清楚寫出多少天內須提交某一份文件。但如你看條文，並不是這情況，而條文的相關字眼，香港和英國的相關文憲和判例，確實有完全相反處理的方法和理解。亦是這原因，為何我們在昨日的聲明裏解釋，若我們上訴，可釐清一些法律上的問題，包括相關法例的正確詮釋，相關法例之間有沒有矛盾的存在，及法庭處理刑事藐視法庭程序時，權限實際上有多大。這些法律問題，我們內部做過研究，亦諮詢過獨立資深大律師的意見，確實認為有澄清的必要。但我們當然不能單純從澄清法律觀點的角度看，因為事實上涉及十七名人士；我亦要考慮作為律政司司長，我在處理刑事藐視法庭時的責任，與一般的刑事檢控確實有分別。英國的判例說得很清楚，就是律政司司長或同等官員，在處理刑事藐視法庭時，他的功能和角色與「法庭之友」的角色很相似。換言之，當我們發現社會上出現可能構成刑事藐視法庭的情況，我們有責任通知法庭，由法庭自行決定，因最終有沒有藐視法庭，始終要交給法庭處理。在這大前提下，我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讓法官盡快處理這事，而盡快處理這事亦對該十七位相關人士，令他們不需再因這事延誤而有壓力或有其他影響。考慮到兩方面，即上訴的好處和壞處，以及不上訴而重新展開程序的好處和壞處後，平衡所有觀點，我們最終決定就這十七位人士，我們不會上訴，但我們昨天的聲明已說得很清楚，往後如有適合的機會、適合的案件時，我們仍希望可以澄清那些法律條文，因為該些法律條文現時不清晰的地方，最終也要處理。謝謝。

2015年09月16日（星期三）